张文放

1960年，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集体合影，一排左起第五人为张有晋。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时，对省委书记吴芝圃讲到：“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位老师，四个地方。这两位老师一位叫张有晋，一位叫杨昌济。这四个地方，一是东山高等学堂，二是湖南第一师范，三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四是河南省的南阳。”毛泽东提到的老师张有晋就是我的祖父。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将毛泽东与我的祖父一段令人难忘且鲜为人知的师生情谊写出来，映衬出毛泽东的尊师风范和报恩情怀，以纪念我们终身难忘的伟人毛泽东。

我的祖籍在湖南湘乡大湖，离毛泽东的老家韶山仅相距10余公里。祖父张有晋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生前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祖父的生平：“张有晋，字麓村，湖南湘乡人，1877年7月生。1908年湖南中路师范优级选科最优等毕业，经部奏奖师范科举人，以各部司务补用。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与毛泽东主席有师生关系。从1908年至1943年任湖南湘乡中学、宁乡中学（均驻长沙）、湖南高等师范附中、湖南第一师范、湖南第一中学及妙高峰、长郡、明德、广益、楚怡、岳云、兑泽、衡阳、大麓、育才等中学和群治大学、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法政学校、铁路学校、瓷业学校等校理数教员。此外，1924年至1925年任长郡中学校长2年；1932年至1934年任群治大学副校长2年；1943年至1946年任妙高峰中学校长3年，并任妙中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仍为妙中常务董事。1952年7月到北京，同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7月8日病故，终年85岁。”祖父生前很少向后人谈及与毛泽东的往事，因种种历史原因父亲也一直要求我们不要过多宣扬这种关系，因此过去没有留下什么史料记载，连湖北麻城作家尹高朝写的《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一书中也未录入祖父的事迹。只是近几年有些报刊和网站透露了一些有关祖父的信息，教过毛泽东的老师有很多，被毛泽东接到北京颐养天年的仅有二三位，祖父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据祖父生前好友王季范（王海蓉的爷爷）对我父亲讲过：麓村先生对毛泽东有恩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曾两度当过毛泽东的中小学老师，并多次热心相助；再就是为营救杨开慧和三个小孩出了一臂之力。这段时期正是毛泽东求学和革命的两个重要人生节点，祖父的鼎力相助无疑是雪里送炭，令毛泽东念念不忘。

祖父清朝末年科试中举，应试的不是八股文，而是清廷改革派推行的新学数理化，因此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洋举人”。毛泽东少年时代家境不宽裕，上不起正规学校，只是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边劳动边学习，这种境况并不能阻碍少年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奔走乡间，遍访达学贤士，向他们求教或借书。祖父曾回忆说：毛泽东从小就与众不同，虽是农家子弟，却一表人才，天资聪明，谈吐不凡，是一个胸怀凌云大志的少年。

1910年祖父在湘乡东山学堂执教，这是一座很有名气很新潮的学府。同年秋季，年方十七的毛泽东决意到六十里外的这个正规小学求学。当时的毛泽东一副农家装束，一杆竹扁担挑着包袱和竹篮，祖父后来讲：当时毛泽东的包袱里仅有两件灰色的旧衬衣和两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旧长衫，竹篮里装着包了书皮的几本旧书和路上没吃完的干粮。少年毛泽东一进校门就遭到门房与富家子弟的嘲笑奚落，祖父与其他几位老师闻讯赶来替处境窘困的毛泽东解了围。此时学校己开学不招新生也不收外乡人，正当毛泽东束手无策的时候，祖父热心指点毛泽东去找校长李元甫恳请入学，校长破例给了毛泽东补考的机会，出命题《言志》。毛泽东奋笔疾书，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为寻求改造国家、社会的道路而奋发学习的宏愿。李校长看过试卷，连声称赞“好，好，栋梁才！”在当晚的教职工会上，校长与祖父力主打破外县人不能入学的陈规，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破格录取毛泽东。毛泽东如愿入学后，祖父担任他的数学老师，尽管毛泽东以前从未学过算术，经过刻苦学习，加上老师悉心指导，成绩提高很快。由于毛泽东天资聪慧，悟性极高，深得祖父与老师们的器重。祖父后来说：“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已练就了一手出色的文笔，在东山学堂曾写过命题为《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文章，国文老师极为赞赏，下批语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1911年春，在东山学堂插班半年的毛泽东毕业，经祖父写信力荐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讲述毛泽东曾提到这件事：“我开始想到长沙去，听说那里是个大城市……我很想到一个专门为湘乡人设立的中学，在那一年冬天，我请求一个高等小学教员介绍我到那里去，他允许了”。王季范老人也证实说这个教员就是我的祖父，此时祖父正好奉调到长沙任教。有人说从未到过省城的毛泽东是和祖父一路相伴赴长沙就读。同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离校参加了新军，不久又辗转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祖父有缘亦受聘到该校任教，再度担任毛泽东的老师，师生离别重逢，倍感亲切，此时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面如饥似渴的学习，一面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祖父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组织演讲才能印象深刻，他对后人说：“那时候湖南一师成为长沙学生运动的中心，每当集会，各种意见争论不休时，只要毛泽东一到，全场随即就静下来，他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问题的要领，简明地分析归纳大家的意见，集中形成共识，并立刻见诸统一行动，成为很有权威的学生领袖。”1915年，毛泽东参与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被列入开除学生名单之首，在这场斗争中祖父坚决站在杨昌济、徐特立等坚持正义的老师队伍中，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保留了毛泽东学籍，助其完成在第一师范的学业。祖父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多年，深知这个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是个安邦济世的人才，虽然毛泽东偏爱文史哲，对祖父所教的数学，成绩不甚理想，但祖父从未苛刻要求，采取很宽容的态度，一些同学不服气，责怪老师袒护毛泽东，祖父说：“你们能写得出像毛泽东那样好的文章吗？！”对毛泽东开展的社会活动祖父也给予大力支持，甚至有求必应，毛泽东组织“学友会” 向教职工募捐，他慷慨解囊，一次捐款100银元，毛泽东组织“学友会” 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特聘祖父为导师，他欣然参加。191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党的活动，他都热情支持。1921年，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邀请祖父去授课指导，他应聘分文不取，还在经费上解囊赞助。民国初期的祖父，不仅是教育界名气很高的数学老师，而且担任了多所中学的校长，后来还当过省政府副秘书长、湘潭县和湘阴县的县长，并投资办学校办企业，其人品、学识、才干在长沙城内颇有口碑，同时他的老师谭延闿是民国湖南的首任都督，许多学友同乡也成为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府要员，祖父在省城长沙的学界、政界、商界有较广的人脉和较高的声望。因此，当初对毛泽东的支持、帮助和影响非常人能及。

从韶山冲到东山学堂，从东山到长沙，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大开了眼界。在关系到毛泽东发展前途的重要时期，祖父与其他老师以惜才爱才之心，尽师长教导之责，对毛泽东倍加呵护，为中国人民培养出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曾多次说到：在他的青年时代，老师对他“有很深的影响”，“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他还动情地这样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

祖父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湖南一师的同事。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板仓家中不幸被捕，敌人连孩子与保姆也不放过，一起下狱。1930年前后祖父曾在省政府做过一段秘书工作，并兼任当时省政府主席何键的私人秘书。他亲眼目睹杨开慧惨遭刑堂拷问，对同事之女和爱徒之妻十分同情，蒙生救援之意。当时党组织、杨开慧的亲属以及教育界四处活动设法营救，其中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专程上门请祖父帮忙，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祖父不计危险，满口答应。他利用与何键的特殊关系，多次为杨开慧说情，借口杨为女流之辈，又长期持家育子，应从宽释放。何键以杨系共产党，放了老蒋（介石）以及部属那里不好交待为由拒绝。祖父曾对后人讲过他在杨开慧就义前与何键交涉的细节，杨开慧在狱中宁死不屈，非常硬气，国民党高官开会一致决定满门操斩，祖父闻讯急忙找何键据理力劝，何键敷衍说：“你做通了那些军官的工作，我就放了杨开慧母子。”祖父信以为真连忙去找军官们求情，这些军官非但不听，反而恶言相向，威胁祖父。祖父碰壁后回头又来找何键讲理，情急之下气愤地说：“他们杀气腾腾，说不进话。斗法，应去抓毛泽东，若杀他老婆孩子，绝其后人会有报应的。我们都有后人，不能做丧天害理的亊呀！”何键闻言满脸不悦地说“你跟他们军旅长又讲不赢，找我来啰嗦，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言罢，何键在杨开慧的死刑判决书上红笔一勾掷笔于地，不容商量的说：“匪婆非杀不可，三个匪崽子交给你处理，出了问题唯你是问。”第二天杨开慧遇害，祖父立即将毛泽东的三个年幼的儿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从监狱里领出亲手交给杨家。1950年毛岸英赴朝参战前夕曾回湖南韶山老家一趟，毛泽东要岸英专程看望我的祖父，当时在长沙教书的祖父闻讯赶回乡里，而岸英却已返回长沙，两人失之交臂，竟成永别，毛岸英即于当年11月在朝鲜战场献身，祖父不胜感叹地说：“毛岸英年纪轻轻就在朝鲜牺牲了，可惜呀！”

毛泽东投身革命以后便与祖父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任长沙妙高峰中学校董事长的祖父致函毛主席祝贺革命胜利，主席接信后十分高兴，始知老师仍健在，即亲笔回信：“去年12月19日赐函诵悉，远承教益，极为感谢！谨此奉复，敬颂道安，1950年4月10日。”从此师生之间恢复了联系。不久，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聚会纪念思想家王夫之，成立船山学社，修建纪念馆，想请毛主席题名，大家都知道祖父与毛泽东关系深厚，一致推举祖父出面请毛主席赐墨，祖父随之又致函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挥笔，非常认真地题写了“船山学社”四字，并复信“麓村先生：几次来信均敬悉，甚为感谢。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此复，顺颂教祺，毛泽东十月二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师的敬重。

1952年全国开始土改，祖父虽长期在长沙教书办学，也在湘乡老家购置了一些田产，有人说应划为地主，并受到冲击。祖父感到在湖南日子不好过，便去了当时在广西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张人价那里暂避。我的父亲张人价遂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祖父的近况，并转达了祖父想到北京参观游览的愿望，主席接信后极为重视，要秘书田家英将正在北大读书的我的叔伯哥哥张文辉接到中南海，亲自向他核实父亲反映的情况，主席对文辉说：麓村先生一生从教我可以证明，他在长沙教书办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有功于民。同年夏天，中央统战部寄来200元钱，邀请祖父进京。抵京后，毛主席派秘书田家英接待，安顿在前门外的惠中饭店居住，随后几天由田家英安排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1952年8月18日上午，田家英到饭店通知祖父，毛主席下午专门邀请他到中南海叙旧。午后两点多钟，一辆黑色小轿车来接，祖父带着两个在北京读书的孙子张文辉、张文定（我伯伯的儿子）一同前往。当天首都阳光和煦，轿车开进新华门，停在中南海颐年堂，先已守候在此的毛泽东笑容满面的迎上来，紧紧握住老师的手，连声问候。阔别三十余年的师生今又重逢，人虽依旧，江山已改，毛泽东与祖父都感到非常高兴与欣慰。接着毛主席将老师接入堂内，客厅布置的很朴素，摆了几张普通的沙发，主席陪祖父在正面落座，在场的江青和两个堂哥坐在大厅一边。主席向老师询问湖南当时的社会形势，并征询老师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当祖父表示拥护土地政策并谈了他对唐朝均田制的看法时，主席十分高兴。谈及早年生活，毛主席感慨道：“我也曾经是唯心的，为给母亲治病，去南岳衡山朝拜过。”在回忆师生相处的日子里，主席兴奋地说：“东山和一师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我很感谢诸位老师。”接着，主席又问老师还想不想再教书，年届75岁的祖父如实相告：“年事已高，教书已力不从心。”谈话间，江青在座一直未语，祖父主动问江青现做何工作，江青正要回答，毛主席马上说她在家照顾我，江青顿时脸露不悦，祖父一看未再多问。就这样从三点多钟一直畅谈到五点多钟。毛主席又留祖父吃饭，在客厅旁边的饭厅里，毛主席专门备了七、八样湖南风味菜肴，他陪着我的祖父喝酒，还不时为老师夹菜，席间又谈了不少往事。饭后祖父感到耽误了毛主席不少宝贵时间，想告辞离去，谁知主席又热情邀请老师走出厅外，来到中南海湖边散步，并搀扶老师上了一只游船，自己亲自操动双浆，缓缓向湖中划去，江青和我的两位堂哥坐另一条船随行。师生同船，谈古论今，有说有笑，十分亲热。小船穿过碧波荡漾的南海，在瀛台登岸，上了瀛台，主席又陪老师参观了名人字画展览。时近黄昏，正待告别之际，我的两位堂哥瞅住机会，急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毛主席题词留念，毛主席很高兴地为他们分别题写了“努力向前”和“前进”，这才与老师依依惜别，目送老师登车离去。

事隔不久，祖父惊喜地接到由周恩来总理颁发的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从此祖父与柳亚子、章士钊、齐白石等人结为同事，并与在北京工作的徐特立、李六如、仇鳌、周震麟等湖南友人经常往来。祖父一家6口先后落户北京，安排居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口2条3号一座两进院的老宅大院，我小时候去过多次，十分清静宽敞，祖父就在这里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毛泽东为祖父化解历史恩怨也是一段动人佳话。祖父一生最大的内疚是曾参予过压制学生运动。那是1925年，湖南人民反对当时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祖父此时任长郡中学校长，长郡中学和第一师范是这次长沙学生反对赵恒惕的主力军，赵恒惕利用与祖父同乡同学的关系，威逼祖父进行强力干涉，学校旋即开除了带头闹事的学生领袖曾三、钟伟剑等人，结果激发众怒，事情越闹越大，祖父被迫辞去校长职务，成为反动政府的替罪羊，还落得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骂名，祖父对此痛悔不己，一直扪心自责，曾三等人也心怀怨气。主席知悉这件事后，有心想帮助祖父了结这段恩怨。1952年秋季的一天，毛主席以叙旧为由邀请祖父赴中南海丰泽园，那天在门口迎接他的有徐特立、王季范，还有毛泽东特地邀来的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当曾三上前扶祖父下车时说：“张先生，您好，我是您的学生曾三迎接您。”祖父突然听到曾三名字，心中一震，看着曾三笑脸不知说什么好，显得很尴尬，主席见状马上过来解围，扶着祖父说：“张老师好，受业毛润芝欢迎您！”祖父与徐特立、王季范老友握手见面后，主席扶着老师来到平时接待外国元首的书房，端着上座沙发，让老师先坐，祖父推让徐老先坐，徐老忙说：“今天是润芝请张先生，我们都是作陪的。”王季范也上前劝道：“这是润芝心意，你就领情吧。”祖父落座后，主席又请徐老和王季范坐在祖父两旁，自己和曾三一边给祖父递烟、点火、泡茶，一边说：“今天请张先生叙旧接风，因为曾三同志平时多次谈到您对他的教育，我才知道他是我的师弟，所以也请他来作陪。”曾三马上接过主席的话，说：“张先生，二十多年前那次过节，我作为学生年轻气盛，当时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使先生生气，以后我一直后悔，要当面道歉。”曾三讲到这里，边毕恭毕敬向祖父深深鞠躬，边说“我当面赔礼了，请先生原谅”。祖父马上站起来，打断曾三的话，连声说不敢当，他拉着曾三坐下，愧疚地说“那次实在对不起你和你的同志，要检讨的不是你，而是我鬼迷心窍，罪有应得。”曾三接着说：“既使是这样，也只是一次，您平时的教育，影响我们一生，您教育我们‘学习要苦练加巧练’，‘数学没有解答不了的难题，只有不会解决难题的人’，‘人生莫大耻辱，就是当亡国奴’，这些金玉良言，激励我在工作中不断奋斗。”曾三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深深感动了祖父。徐老看了很高兴，接过曾三的话：“这就是古人的遗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主席听了更为高兴，语出惊人：“在座诸位，都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多少人死在军阀日寇屠刀下，多少人战死沙场，多少人饥饿而死，我们活过来已经是大幸，刘禹锡说‘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沉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季范赞道：“润芝说得好，我们都是被旧社会的‘狂沙’冲洗，有幸生存下来，更应该珍惜今日的黄金年代，朝前看，多为国为民出力”。接着，师生共进午餐，席间，主席和曾三轮流敬酒，欢声笑语洋溢了中南海丰泽园，酒过数巡，祖父不胜酒力有点醉意，对着主席和曾三口吐真言：“我当教师四十多年，今天才真正尝到拿粉笔的滋味”。从此以后，曾三经常上门看望祖父，祖父八十岁生日，曾三联络十几位同学到祖父家中为他祝寿，毛泽东还以“老学生” 的名义，敬献了寿面和生日蛋糕，我的奶奶、姑姑和众多亲友见了无不为之感动，祖父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曾经充当过镇压共产党的帮凶，最后对我最好的还是共产党啊！”

祖父定居北京后，一直受到特殊礼遇。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毛主席都派人接他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贵宾观礼台观看庆典游行。逢年过节毛主席常请祖父吃饭。五十年代末，父母带我们到北京看望祖父，一天祖父下班后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味道鲜美的小笼汤包品尝，并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送的，我们围着祖父兴奋地跳起来。湖南老家来人，毛主席也时常邀请祖父作陪。有一件事，最能反映毛泽东对老师故旧关怀备至的真情。有一年湖南四位老人来京，其中一位是原湖南一师校长张干，一位是老教师罗汉溟，还有两位是韶山乡的故旧，毛主席在家中接待他们，祖父也应邀出席，闲谈中不知哪位感叹：“当今社会如此美好，科学如此进步，而我们则老朽了，赶不上了，既不能上天，又不能下地。”说者无意，闻者有心，事后不久，有关部门就安排五位老人一道乘飞机翱翔长空，俯瞰美丽壮观的首都与长城，又到塘沽新港，乘潜艇到海底游览。上天确有其事，下海只是有些回忆文章提到过。

毛泽东对我的祖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了让老人身边有人侍奉，有关部门将祖母与两个养女从湖南接到北京居住。祖父初居北京那年，气候渐冷，毛泽东派田家英多次为祖父一家添置冬衣和生活用品。有一次田家英陪祖母到北京西单商场选购了一家4口人的全身新衣和床上用品，祖母十分过意不去，田家英解释说：“这是毛主席吩咐办的，没有用公家的钱，都是主席的稿费。”后来毛主席还把自己穿用过的呢子大衣和帽子送给祖父御寒，可惜原物后来未保存下来。

1962年7月，祖父在京病逝，追悼会由王季范老人主持，国务院秘书长扬东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代表党和政府参加了追悼会，许多领导与名人送了花圈，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闻讯后即派秘书送去奠仪300元，并致函我的父亲与伯伯以示悼唁，全文如下：“人惕、人价二位同志：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又及。”此信由我父亲保管，一直挂在客厅里，1976年10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征集，原件我记忆犹新，六十余字用了四页大信纸，毛笔一挥而就，显见是匆忙中提笔而书，字体遒劲大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大号信封上写着“即送”两个大字。祖父去逝后，祖母仍由中央文史研究馆赡养，每月领取生活费，文革期间有人扬言祖母是四类分子要抄家批斗，时任北京西城区红卫兵负责人的王海蓉（毛主席的侄女）闻讯立即出面制止并给予保护，祖母才安然无恙，一直到七十年代去逝。

祖父本是一介教书先生，有幸授业毛泽东，也仅数年时间，虽然帮过毛泽东的一些忙，也不过是尽老师之责，晚年却得到毛泽东的如此关照和厚爱，真可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就是真实生活中的毛泽东，一个有伟人胸怀，凡人情结，重情重义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