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广平

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书目五种》一书中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姜先生认为王闿运与戴震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楚辞学家，王闿运所撰之《楚辞释》与戴震所撰之《屈原赋注》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楚辞》研究著作，由此可见，王闿运及其所撰《楚辞释》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七都（今湖南省湘潭县云湖桥镇）人，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文学家、教育家。原名开运，相传生时，其父梦神榜于门曰：“天开文运。”因以开运为名。原字纫秋，取义于《离骚》“纫秋兰以为佩”。友人称为壬秋，五十以后乃以壬秋为字。又字壬父。尝以“壬父”二字刻篆文小印，颠倒后如“文王”二字，以此隐喻自己具有素王改制的志趣。尝自题所居曰“湘绮楼”，学者称湘绮先生或湘绮老人。咸丰七年（1857年）举人。咸丰九年（1859年），受爱新觉罗·肃顺的聘请，在其家任教读。同治元年（1862年），入曾国藩幕府。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著有《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王闿运一生崇拜屈宋，酷爱《楚辞》。他在所作诗《忆昔行，与胡吉士论诗，因及翰林文学》云：“我年十五读《离骚》，塾师掣卷飘秋叶。”可见其接触《楚辞》之早。其组诗《秋兴十九首》其十三云：“荒哉楚宋生，翩翩赋高唐。”更将自己创作诗赋比作宋玉创作《高唐赋》。在《赋得名士悦倾城》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还持宋玉赋，新写洛神篇。”其赠王竹简联语云：“自研朱露点《周易》；斫取青光读《楚辞》。”以此勉励学生勤学《楚辞》。他在《答陈完夫问》中云：“赋以荀子为正体。宋玉《大、小言》犹近之，《高唐》、《好色》则学楚词。汉人遂纯乎词矣。骚之正宗，后无作者，东方、刘向皆拟《九章》耳。”又云：“《九章》是赋，《天问》是赞，《大招》是诔，《卜居》、《渔父》是词说，故自来以屈为词赋祖，以司马为文章祖。”（按：引文中的“词”均同“辞”）这些都表明了他读《楚辞》的独到看法。翻阅《湘绮楼日记》，随处可见他阅读、抄写、研究、教授《楚辞》的记载。他在致裴船政（即裴荫森，1823—1895，字樾岑，清末曾任福建船政大政，故世称裴船政）的信中说：“行年五十，始欲自如。道中注《楚词》廿五篇，颇疑屈生《远游》未忘情于侍从，将古无独往之辙，抑生有衣食之累乎？”又说：“去岁又著《楚词注》廿五卷，方付蜀局，剞劂未毕。廿年所研讨略已宣矣。尝谓生平撰述，当俟百年后有力者开局校刊，今为门生迫索，已出其半。除诗文决不发刻，诸经注尚有应改者，定本为难，他日仍须自刻，殊违初愿也。”对照《湘绮楼日记》所载，可知王闿运《楚辞释》一书原名《楚辞注》，是他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完成的。《楚辞释》一书，最早的版本是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仲秋成都尊经书院精刊本，是由其弟子成都方守道校刊的。另有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仪征李氏刊《崇惠堂丛书》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衡阳刊《湘绮楼全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年）刊《湘绮楼全集》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王闿运《楚辞释》，凡十一卷。目次为：卷一屈原《离骚经》，卷二屈原《九歌》（次序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卷三屈原《天问》，卷四屈原《九章》（次序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卷五屈原《远游》，卷六屈原《卜居》，卷七屈原《渔父》，卷八宋玉《九辩》，卷九宋玉《招魂》，卷十景差《大招》，卷十一宋玉《高唐赋》。其中卷十一宋玉《高唐赋》，王闿运是将其作为附录收入的。

王闿运暮年曾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萧艾先生所撰《王湘绮评传》亦云：“综闿运一生，欲做鲁仲连、陈汤而不可得，最后只好隐居讲学如申屠蟠。无怪乎他在晚年时常叨念着王摩诘的两句诗：‘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他的志趣就是要做纵横家，因而他撰写的《楚辞释》，亦时时可见其纵横家的思想。

如《离骚》：“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王闿运释云：“刈，断也。俟秦可伐之时，乃决用兵。言非主款秦也。”

又如《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王闿运释云：“咸池、扶桑，皆在东方，以喻齐也。饮马、总辔，言欲结齐为援。若木，日入所拂木，以喻秦也。逍遥、相羊，有所待也。怀王在秦，不可遽绝秦。”

再如《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兮，恐自遗贼些！”王闿运释云：“流沙，三危之西，今藏地也。往必溯江沬，乃后陆行，故脱雷渊而遇蚁蜂，《天问》所谓‘命微力固’者也。蚁若象者，今未闻也。藂，菅，青稞也。藏地通北狄、南竺，故曰广大无极。蜀入于秦，徒自贻害也。”

另外如《高唐赋》：“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王闿运释云：“水军登岸，兵交相击，则被迫于隘而致死，必能却我会合之师。”

王氏这些注释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是借注释《楚辞》之机会，借古讽今，倾吐自己对晚清政治、军事、外交的个人见解。著名楚辞学家陈子展先生在其《楚辞直解》一书中谓：“（王闿运）凡所云云，则近凿矣。彼盖自伤其一生纵横计不就，而有托焉者也。”可谓知人之论。

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评王闿运《楚辞释》云：“虽多想像推戡之辞，不无附会因缘之失。而心入绵邈，深体文心，求其比兴，以推作意。非空言欺人，标新诬古，妄为解析者之所能望其肩背。……新义蜂出，突破前人。虽多不中，而可谓好古敏求者矣。”确为公允之论。王闿运注释《楚辞》，扫尽陈词滥调，以深厚的学养创立新说，许多见解，为今人所发挥。

如《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认为皇考指屈原的先父，伯庸乃屈原先父的字。此说向来无异议。王闿运《楚辞释》则注云：“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体国之义也。若以皇考为父，属词之例不得称父字，且于文无施也。”认为皇考不是指先父，而是指太祖，即屈氏受姓之祖，伯庸是屈原的太祖。此说与西汉刘向《九叹·逢纷》所说的“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正相吻合，因而被闻一多先生《楚辞校补》所采纳并发挥，今人赵逵夫先生更撰写《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一文，考证此伯庸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中的楚君熊渠的长子句亶王熊伯庸，成为十分有影响的一种新解。

又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句，其中的“辟芷”，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辟，幽也。芷幽而香。”认为辟同僻，古今字，是幽僻的意思；芷草长在偏僻幽暗的地方就特别芳香。自此亦无异说。王闿运《楚辞释》则注云：“辟，擗也，犹析也。”认为辟乃动词，是剖开的意思。“辟芷”与“扈江离”均为动宾短语。此说被今人黄灵庚先生的《楚辞章句疏证》所吸收并发挥，亦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新见。

又如《九歌》中的《东君》，向来认为是礼赞太阳神的颂歌。但《东君》中有“灵之来兮蔽日”一句，如果东君是太阳神，写其“蔽日”，显然说不过去。但持东君为日神说者向来没有发现自己的观点与《东君》文本的矛盾之处。王闿运《楚辞释》最早提出了这一反证，认为东君：“盖句芒之神。旧以为礼日。文中言灵蔽日，则非。”这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新发现。

再如《招魂》的“招辞”部分，偶句句末均用了一个语气词“些”。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后来释《招魂》者均据此为说。但梵语传入中国很晚，战国时宋玉所作的《招魂》，其句末语气词“些”不可能如沈括所言乃梵语“萨嚩诃”的合音。王闿运《楚辞释》首次提出“些”乃“此此”二字重文的新说。他在注释《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时说：“只，语已词也，《招魂》言‘些’。些者，‘此此’二字重文，其声清长，‘只’声蹙短也。”后来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先生撰写了《〈招魂〉“些”字的来源》一文，亦申此说，并将此说写入其《楚辞今注》，以致当代许多楚辞学家误认为此说是汤先生首创。

从以上所举几例即可看出，王闿运《楚辞释》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但遗憾的是，此书过去一直无人点校整理，因而流传不广，知者不多。此次我应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之约点校整理此书，是以清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仲秋成都尊经书院精刊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其他版本。

《楚辞释》卷一至卷十，各篇题下先列王逸《楚辞章句》之解题，后列王闿运自己之解题；各篇正文后亦先列王逸《楚辞章句》之注释，后列王闿运自己之注释。卷十一宋玉《高唐赋》，则先引《文选》卷十九《高唐赋》唐代李善的注释，后列王闿运自己之注释。原排印本，在王逸注与王闿运注、李善注与王闿运注之间隔一字以示区别，但常常将王逸注与王闿运注、李善注与王闿运注弄混淆了，或误将王逸注或李善注的部分文字排入了王闿运注文内，或误将王闿运注的部分文字排入了王逸注或李善注内。为了以醒眉目，也为了避免注文混淆，我这次点校整理王闿运《楚辞释》，将书中录入的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题与注释，均在句首标注“[章句]”；将书中录入的李善《高唐赋》的解题与注释，均在句首标注“[李注]”；将书中王闿运自己撰写的解题与注释，均在句首标注“[新释]”。原书明显的注文混淆，我径行改正，不出校记。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并非句句有他自己的注释，他往往率性而为，有时数句甚至十几句，他才作注。因此，他往往将分散在原文各句末的王逸注与李善注也集中起来排列。这给阅读带来了许多不便。此次点校，我将王逸注与李善注恢复了原来的位置，另外，亦将王闿运的注释分散排在所释的原文之后。另外，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考异》是一部考证《楚辞》异文的著作，原本独立成卷，但现在分散在《楚辞章句补注》的东汉王逸章句之后、南宋洪兴祖的补注之前（“补曰”二字之前）。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许多学者误将王逸章句后的洪兴祖《楚辞考异》的文字当作王逸的话，王闿运《楚辞释》一书也常常出现此类错误。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因此，我在点校整理《楚辞释》一书时，将王闿运误录入王逸章句后的洪兴祖《楚辞考异》的文字，亦通通删除了，且不作校记说明。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吴广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理事，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